2003年美伊战争爆发，美国军方需要有一个比较低的油价来降低对伊作战的成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联储允许花旗的Phibro部门交易石油实物商品。从此，这为实物商品价格在“受控”情况下的操纵打开了后门。
受英美法系中“遵循先例”原则的影响，在美的数十家其他银行纷纷步其后尘，参与到石油实物商品交易中。国际油价从2003年3月20日战前3个交易月的平均每桶34.35美元，降低到2003年4月15日前总统小布什宣布战争结束时的平均每桶28.87美元，降幅近16%，其后半年的原油均价也仅为每桶29.43美元。这客观上确保了美军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低成本使用石油。2004年后，国际油价开始攀升，这无疑给参战、出资和承受低油价受损的产油盟国一个合理的补偿。这些金融财团们也从中赚了个盆满钵满。
在这次对国际油价系统性的狙击中，这些金融大鳄一方面交易和控制实物商品，另一方面运作石油金融（期货、期权等）工具作资产配置和为石油定价。它们同时在两个市场作战并都获得了暴利。
从此，这种牟利模式一发而不可收，逐渐扩展到金融工具参与定价的几乎所有实物商品的定价交易中。近期，继爆出高盛集团涉嫌通过转移铝库存来拉高市场铝价，摩根大通银行涉嫌操纵美国电价，美国石油交易员柯西亚通过使用高频交易对布伦特原油、WTI原油与天然气等价格进行操纵等丑闻之后，棉花、白银等市场也陆续爆出被操纵的丑闻。
如果说2000年克林顿总统卸任前签署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是为操纵商品价格的金融工具套利打开了大门，那么，2003年美联储允许花旗银行的Phibro部门交易石油实物商品就是为金融大鳄们打开了全球各个国家的金库。它们不仅可以将美联储超发的货币有效地输向全球，而且通过对各大宗商品定价，有控制地完成攀爬效应，并在攀爬效应实现的过程中逐一进行定价、逐一实现牟利。
从WTI油价看，美国库欣地区的管道系统一直是美国石油运输市场的梗阻点。但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和企业从未真正实施过有效的扩建来消除梗阻，而沿海运油又约束着外国油轮参与运输，致使美国南北供需缺口衍生出的WTI价格实际上是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的需要，而数值是由操盘的金融大鳄们左右。而为减少世人诟病，2012年12月5日，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报告，将北海布伦特现货原油价格作为预期主体，以掩人耳目。
面对在金融市场和实物商品市场上的双重损失，为了维护自身在油价上的利益，5月中旬，英国反严重欺诈局的稽查风暴也无奈地拿欧洲自家的BP、壳牌等多家公司开刀，试图以此推动美国《弗兰克—多德法案》的全面实施。同时，在近期欧盟与美国的自由贸易谈判中，欧盟强烈要求将金融服务监管纳入主谈议题，可美方坚决拒之。
尽管封堵监管漏洞的《弗兰克—多德法案》早已推出，可为了确保美国在金融创新、使用和监管上的绝对优势，及确保华尔街石油商的竞争优势和服务美国国家战略时的效用，美国的监管者在立法博弈中也始终“力不从心”，致使该法案不得不一推再推而无法落实。
所以，综合来看，美联储重审石油交易者仅是试探市场反应，看看《弗兰克—多德法案》实施后银行交易实物商品时的价格传导机制和风险敞口。（作者：冯跃威，为产经专栏作家）
